五十年代公安部破获国民党保密局“天津情报组”案始末

发布时间：2026-10-21 02:47 浏览次数：83

1950年10月12日凌晨，北京西郊的军委某监测台里，报务兵忽然在耳机中捕到一串异常急促的莫尔斯电码。“又是那组呼号！”值班员抬头喊道。灯火下，副部长杨奇清迅速赶来，他敏锐地意识到，这条线索或许能牵出一个更大的“幽灵”。正是这道电波，把公安部拖进了一场长达半年、辗转华北平津冀三地的隐秘追踪。

溯源并不复杂。7个月前，也就是1950年3月，华北各地已断断续续传出风声：台湾当局正酝酿新的潜伏网络，准备在北方留下暗桩。情报部门最早掌握的名字叫“彭振北”，表面看是个平常的代号，实则隐藏着保密局给天津潜伏台的编号。紧跟着，一份电报被截获——它大方地提出要为“彭振北”补充经费，并任命“刘景铨、齐北光”为通讯员和组员。事情开始变得棘手，京津的夜色里或许已潜伏着刀光。

案子几经转手，最终落到公安部调查研究处案头。李广祥、苏玉涵、曹纯之、成润之这些老侦察高手聚在一起，地图摊开，红蓝铅笔划得像蛛网。“信号不在城区，”曹纯之摇头，“有意思的是，发射功率不小，看来对方用了大型水冷设备。”这句话指向一个大胆假设——敌台很可能躲在郊区或乡村，借用农用照明线路遮掩耗电量。

接下来的一条人脉线，把众人的注意力拉到了一位药材商身上。卞树棠，表面在北京乃兹府街卖药材，经常往返天津、上海。细查之下，才发现他是前保密局涞源组组长秦应麟的内弟。更巧的是，就在监测台截到电台向台湾催要经费的同时，特工跟线发现香港商人王永祥送来的一千美元，交接地点正是天津锅店街的老太和药店，而取款人正是卞树棠。两条线索精准重合。

侦察员开始贴身盯梢。秦应麟并非生手，他在日伪时期学的电信技术，后来又担任保密局技术总队中队长，反侦察意识极强。8月22日，他以“胡振远”身份自天津乘车北上，途中忽然在高碑店下车，顺着月色钻进站外村庄。年轻侦察员一犹豫，目标已不见踪影。这一失误让行动组不敢再拖，京冀两地连夜撒网，限四十八小时内锁定行踪。

另一边，天津市公安局突击搜查老太和药店。仓库夹壁里的牛皮纸袋里，美元整齐码放，密码本和“CMS美制特工收发报机”静静躺着。大功率电台竟藏身药材柜后，散发微弱油漆味，却骗过了邻里。办案人员这才确知，对手的底牌与二战时期美国战略情报局遗留的装备有关。能把如此大设备悄悄运进华北，秦应麟的“老业务”果然非同小可。

与此同时，河北定兴县韩家庄，深夜的土屋里灯光微弱。秦应麟听到院外犬吠，低声问同伴：“是自己人吧？”对方抖了一下，“像是巡逻队。”话音未落，窗纸被暗影划开，一束手电光直射室内。几声口令后，数条黑影破门而入，秦应麟来不及反应，手枪被按在胸口，生命里最后一条退路就此封死。

11月，天津、通州、北京三地的搜索同时展开。最终，情报组成员十余人悉数归案，潜伏台连同179份尚未整理的电报底稿、三本委任状、四本密码本统统落入公安部手中。审讯中，秦应麟承认：他是在毛人凤亲自点名后，从台湾带着密码本和经费潜回华北；电台则源自美国人战前遗留的五部OSS电台之一。为了节电，他将发报频率压到周三、周六的凌晨，偏偏还是被我方监听台逮个正着。

案件侦破后，一个尘封的谜团顺势解开。1949年1月，国民党保密局天津站站长李俊才在津沦陷之际率部起义，本受优待。可一年后，他却因与“天津情报组”关系未能说清，被捕入狱。其实这两条线并无直接交集；李俊才熟知的是天津站旧员，秦应麟的“特别组”则越过原有系统，由台湾单线指挥。事后，审查机关也承认李俊才确不掌握该组详情，只是惊弓之鸟，错网落笼。